古代墨盒的作文素材
嵌珐琅狮子戏球铜墨盒
晚清时期，文人士子及商贾帐房的案几上又新增了替代砚墨功能的铜墨盒一族。盒面上除錾凿刻雕外，偶亦施以珐琅工艺。图为晚清镶嵌掐丝珐琅彩狮子滚绣球纹，单边5.3厘米见方的黄铜墨盒。与众不同的是，该墨盒盖面并非常见的满地遍施珐琅彩，而是以黄色铜面为底，内中铲剔出图纹的凹陷廓形，再于其间贴丝填彩，焙烧后打磨至与盖面齐平，抛光而成。
引人注意的是，墨盒盖上那金灿灿的底色映衬着的一头鱼尾、虎纹、象牙、憨态可掬的七彩乳狮，正嬉戏追逐着一团五彩缤纷的绣球。从细致入微地刻画中，人们可以感受到所嵌之物的生动活泼和虎虎生风的兽王威仪。狮首上形同十七八世纪西方绅士卷曲发型的鬣毛，又可窥出当时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印痕。而盒面上曾遭硬器敲击的斑斑残痕，也为这方绚丽的七彩珐琅铜墨盒增添了些许岁月的沧桑。
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
东汉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1970年出土于徐州土山汉墓，墓主为东汉某代彭城王。该墓虽早年被盗，但仍出土有银缕玉衣及玉、银、铜、漆器等精美随葬品100余件。
铜盒砚长25厘米、宽14.8厘米、通高10.2厘米，通体鎏金并镶嵌红珊瑚、青金石、绿松石。盒盖与盒身以子母口相合，浑然一体为伏地神兽。首似龙形，双目呈三角形，睁目凝视，两眉突起，并饰双角。伏地匍匐、咧嘴露齿，其下颌前伸，巧妙地构成贮水墨池。腹微鼓，扁平光滑的长方形石砚置身其中，石质为甘肃临洮石，上置圆形研石一块。尾卷曲藏腹下。背脊隆起，双翼凸显。背部中心设一桥钮，可系绳，便于提揭。出土时，砚堂上尚有墨痕，证明其为墓主生前实用砚，而非陈设品或明器。南京博物院藏。
铜盒砚的整体形状貌似蟾蜍，头生双角，身添羽翼，张牙瞪眸，四足蹲伏，是当时的吉祥神兽。秦汉以来，古人对蟾蜍颇为敬畏，认为是镇凶邪、助长生的吉祥物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关中记》就记载说：“蟾蜍头生角，得为食之，寿千岁，又能食山精。”由于汉代求仙思想充斥着整个社会，人们企望成仙升天，故而给诸多祥瑞神兽添加上通天的双翅，这里的蟾蜍形盒砚亦不例外。
此砚可当之无愧地视为汉代制作工艺的至臻之作，又系考古发掘出土品，实为罕见的稀世文房之宝。
七彩珐琅铜墨盒
元明时期，伴随着古丝绸之路清脆驼铃的阵阵回声，被国人称作大食或鬼国窑的珐琅器也来到中国。与此同时也输入了掐丝珐琅的烧制技艺，即“景泰蓝”工艺。
珐琅器是在器胎上施以各色珐琅彩釉，填入点在金属丝轮廓内，经过烘烧、打磨、抛光等多道工序后才制作成器。因其底色以蓝色釉彩为主，又于明代景泰年间开始在北京大量烧制，故被称作“景泰蓝”。明中期以后至民国初年，珐琅工艺被争相用于观赏与日用的器物上。
晚清时期，文人士子及商贾帐房的案几上又新增了替代砚墨功能的铜墨盒一族。盒面上除錾凿刻雕外，偶亦施以珐琅工艺。图为笔者所藏清末民初镶嵌掐丝珐琅彩狮子滚绣球纹黄铜墨盒。与众不同的是，该墨盒盖面并非常见的满地遍施珐琅彩，而是以黄色铜面为地，内中铲剔出有图纹的凹陷廓形，再于其间贴丝填彩，焙烧后打磨至与盖面齐平，抛光而成。
引人注意的是，墨盒盖上那金灿灿的底色映衬着的一头鱼尾、虎纹、象牙、憨态可掬的七彩乳狮，正嬉戏追逐着一团五彩缤纷的绣球。从细致入微地刻画中，人们可以感受到所嵌之物的生动活泼和虎虎生风的兽王威仪。狮首上形同十七八世纪西方绅士卷曲发型的鬣毛，又可窥出当时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印痕。而盒面上曾遭硬器敲击的斑斑残痕，也为这方绚丽的七彩珐琅铜墨盒增添了些许岁月的沧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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